世上有不死鸟，如凤凰一样，永远涅槃重生。世上有一种企业，只有扩张没有收缩，只有矛没有盾。
这句话，用来形容京东方，或许也很贴切。
一方面，它早就不声不响做到多个世界第一：
液晶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一；平板电脑屏份额全球第一；智能手机液晶屏份额全球第一；首发产品比例全球业内第一；新申请专利数量全球业内第一；毛利率全球业内第一……
另一方面，它又拿着国家给的巨额融资，每年的财报却不那么好看，在A股市场表现得极为平庸。
散户之王、面板之王、圈钱之王、价值熔炉、国之重器......在它头上，围绕了太多光环与争议。
其实，看懂了在生死线上徘徊的京东方，也就看懂了，中国“大国工业”的意义。
在很多领域，至少在液晶面板这个领域，免费玩家奉行拿来主义，虽然一时很爽，却没有人权——只有氪金才能改变规则。
让我们来回顾这场烧钱的战争，与一位战士30年的征程。
01十年心中尽怒潮
京东方的前身，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，代号774厂。
始于1956年，是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，主要产品是电子管。
一五期间，该厂总投资1亿元，占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额五分之一，被赋予了重要使命。
1956-1984年，为新中国科研单位培养了140名中层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1181人、技工1362人。
那个时期，面对西方的科技封锁，北京电子管厂不仅为全国科研单位培养了140名中层干部、1181名工程技术人员、1362名技工，并研制出无缝镍管、陶瓷管、大型发射管等500多种产品。
为新中国的科技进步，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。
直到80年代前，它都是中国最大、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，还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。
1956年10月15日，北京电子管厂开工典礼
然而，80年代，改革春风过，彩电成为主流，占中国电子工业比重高达56%，电子管被半导体集成电路大规模替代。
北京电子管厂也想抓住风口，可惜转型失败，很快就被时代甩开。
到1986年，整个厂子销售收入不到五千万，人均创造利润变成负值，工资都发不上。
万般无奈，厂里只能组织男工去首都机场托运行李、去开出租车，女工就到饭店去干保洁、去织毛衣，甚至变卖车间里的氧气瓶，勉强维持生活。
已然一副即将山穷水尽的境地。
1988年，心急如焚的厂长张红飙觉着，得跟上改革开放的潮流，于是花大价钱把厂里的年轻会计王东升送到香港，脱产学习国际金融，一回来就升他当了财务处长。
王东升苦思冥想出一套改革方案，兴致勃勃地打算给厂里的干部们培训。结果其他上了岁数的老领导们，对那些稀奇古怪的词汇毫无兴趣，没讲几分钟，台下就已鼾声一片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王东升也对此逐渐失去耐心，甚至一度萌生出离开的想法。但一想到老领导张红彪的期待和厂里无数老职工的困难，甚至有些老职工还是为国家做过很多重大贡献，王东升又实在又于心不忍。
只能一般苦苦挨着，一边不断想方设法为厂子谋出路。
时间很快来到1992年，那是个极不寻常的年份。
那年春天，邓公南巡，发表了撬动时代巨轮的“南巡讲话”：
“胆子更大一点，步子更快一点”
在伟人的号召下，当年辞官下海的人数超过12万，保留职位经商的更超过千万人，规模远超80年代初的下海潮。
个人沉浮与国运兴衰，第一次捆绑得如此之紧。
这时，挨了好几年的王东升35岁，还算是年轻人，他再次躁动起来。
7月，北京市电子办给厂里下发指示，要求张红飙找个年富力强、能跨世纪的干部接班，坚定走市场经济道路。
张红飙这时年过古稀，他明白自己的时代结束了，他想到了年轻的王东升，决定把挑担子的重任转给他。
当时的王东升其实不想接这个烂摊子，他当时都已打点好行李，正打算去中信旗下的一家租赁公司当副总。
但架不住老同事们的挽留，大家都劝他留下来当厂长。
王东升呛了一句：“我凭什么留下来？”
一位老师傅回道：“就凭让我们不再去捡白菜帮子。”
王东升说不出反驳的话。
管财务的他最清楚，厂里的状况有多惨。
当时，厂里已经到了没钱买原材料的地步，连续11个月发不出工资，许多老职工揭不开锅，只能到菜场捡白菜帮子果腹。
王东升咬咬牙，最终还是留下来，又去找来了王家恒、王彦军、陈炎顺等几个帮手，决心让这艘沉没的巨轮重新浮出水面。
但提了两个条件：
1.工厂要取消官本位，进行股份制改革；
2.鼓励出国考察，学习先进技术。
上面答应了。
但刚接手过来的电子管厂简直是烫手的山芋，高达98%的负债使得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放贷予他。
实在筹不到资金，王东升只能动员职工凑钱入股：普通工人自愿每人出资500元，领导干部每人5000元，多买不限。
到1993年4月，全厂2600多人东拼西凑，终于筹到650万元，北京电子管厂才得以进行股份制改制，更名为“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正式开始重生自强之路。
1993年，北京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
公司创立会议上，王东升坐在首位，号召股东们实现“老厂的二次创业”，并喊出了一个响亮的“四五工程”：
用五年时间，实现公司销售五亿元、净利润五千万、员工人均年收入五千元。
该怎么做呢？
02万里江山皆风火
一开始，为了活下来，王东升有些“饥不择食”。
搞电器维修，卖节能灯、卖“东方壶”、卖爽口液、卖北京烤鸭……做成的不多，和电子管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当时东方电子有北京松下30%股份，好在陈炎顺拼死要回400万分红，才发上工资。
1995年，王东升应邀到日本参观夏普公司，东道主给考察团每人送了一个彩色液晶闹钟，当做小礼物。
王东升把玩着手里这个小物件，仿佛预感到了一个新时代。
回到国内，他立马召集人手，成立研究小组，集中精力做TFT-LCD（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）。
有决心是好事，有眼光也难得，可是做起来难。
除了没钱，外部环境更差。
小的来说，日韩液晶产品虽然已经在市场大量出现，国内的众多家电企业还不相信中国彩电的CRT显像管会被液晶平板显示器替代，对此不屑一顾。
大的来说，当时的宏观经济还将也面临很多不确定。
CRT彩电
1997年，索罗斯携千亿美元横扫东南亚，最后在香港铩羽而归。
不甘心的魔鬼放出狠话：东方经济熬不过1998年。
面对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，当年中国经济的确不容乐观。
那时，我们正处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关键节点。现代化工业刚刚起步，传统轻工业产能严重过剩，国企亏损极为严重。
1997年底，全国建材、军工、有色、煤炭、防止全行业普遍亏损，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8.66%……
面对摇摇欲坠的国企，政府决心直接淘汰生产落后的企业，换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与财政负担的减轻，刺激经济发展。
通过政企分开，大量民企迅速发展，不仅解决了困扰许久的城市就业问题，还顺手从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抢走了不少出口生意。
京东方就是在这时候，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1997年6月，陈炎顺找来南方证券做代理商，拉了个18人的团队，捣鼓了7个月，居然将公司在深交所B股上市，一下筹到了3.5亿港币。
大家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从此，老员工们对王东升和陈炎顺的决策，再也不做任何怀疑。
有钱了，心齐了，终于可以搞事业，但问题也接踵而来。
1998年，中国取消了实物分房政策，开启了楼市的新时代。
有人劝王东升：“中国正在城市化，房地产可以赚大钱。”
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
如果当时王东升跟着潮流走，今天的京东方，就是个靠卖楼就吃不完的企业，王东升本人也未尝不能碰一碰首富之位，舒舒服服过日子。
经过三天三夜激烈讨论，王东升还是下定决心，“如果连我们这些人都去做房地产，那谁来搞工业化？”
“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流着工业的血，房地产有人搞，不缺京东方一个。”
那时讲四个现代化，其中一个就是工业现代化。
王东升专门组建了一个由高学历年轻人组成的团队，只跟踪产业方向，据此定路线。
1998年，王东升明确提出，要进军液晶显示领域。而在当时，国内大部分企业还在停留在阴极射线显像管的生产线上。
2001年，京东方增发A股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彼时，韩国现代集团还没从金融风暴中缓过来，遭遇严重的财务危机，准备出售液晶显示器业务（HYDIS公司），包括120多名韩国工程师，价值3.5亿美金。
王东升仿佛看到了蛇吞象的机会，召开董事会紧急讨论了10个小时，拍板：买！
因为收购过程耗时且经内外阻力，他被称为当时“液晶市场上最凶悍的买家”。
2003年1月，京东方自主建成北京第5代TFT-LCD生产线，总算是结束了中国无自主液晶显示屏的时代。
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研究液晶面板了？
没这么容易。
当消息传到三星CEO李秉哲耳朵里，他当然不希望失去中国大陆这个市场，于是在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设立Glass Meeting，操纵市场液晶面板价格。
还是个新人的京东方，当然玩不过这些巨头。
更不巧的是，当时正处于“液晶周期”的低估。
黑暗时代中，全行业都在亏损。
2005年1月，5带线生产的17英寸液晶显示屏成功量产，但王东升却高兴不起来。
5代线刚动工时，17英寸屏还是300美元/片；但是到了投产，价格却跌到150美元/片。
结果可想而知，好不容易取得突破的京东方，在2005年却亏损了16亿元，这还是1993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。
2006年，京东方继续亏损17亿。
当时，一篇《京东方MBO迷局》的报道，将王东升推到了风口浪尖。
为什么亏成这样还要坚持？
当时的国人很不理解，以为王东升是拿着中国人的钱，去便宜洋人，义愤填膺地要求枪毙这个汉奸！
舆情过烈，证监会否决了京东方的上市融资计划，银行也中止了京东方的贷款。
资金链断裂，公司转眼间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，王东升不得以卖掉中国台湾冠捷股权、关掉韩国生产线筹钱，但仍补不上资金缺口。
才40多岁的王东升，愁白了头发。
在京东方的至暗时刻，是国家伸出了温暖的大手。
早在王东升坚持收购HYDIS时，北京市领导就对他说：“企业要走出去，中国需要面板。这个项目的发展，政府给予支持。”
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也说：“这个项目你们做成了，国家要记你们一功，如果失败了，我还要支持你。”
领导们没有食言，为解决京东方资金短缺问题，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联手国内八家银行，2005-2007年共给京东方提供了7.4亿美元贷款和1.4亿元的补助资金。
上头是清醒的，液晶工业从来就是最难啃的骨头，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，更需要海量不断的资金投入。日韩公司别看那么牛，不也是赚十年赔十年，赔赔赚赚又十年。
京东方是个孤独的冲锋者，不能见死不救。
因为真正的战争，才刚刚开始。
03拼将一腔义士血
王东升手上有一道疤。
这道疤的故事，经过多方演绎，早已不止一个版本，其中一个是这样的。
大概是2003年，一次正式的会议午餐上，王东升与日本材料供应商的高层在酒桌上商议，想在中国合资建厂，实现国产化的愿望。
不料对方竟瞧不起自己：这是个高技术精密化工产业，对生产线工人的纪律要求很高，所以只有日本能做得了。中国人做不了，中国人连过马路都要闯红灯。
气愤的王东升捏碎了手里的葡萄酒杯，在饭桌上怒斥：你给我滚，我就算停产也不买你一片货！
这件事后来被他反复提及：“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。”
这耻辱由久而来。
八九十年代，中国通过引进技术，形成了一条CRT彩电产业链，海信、创维、TCL、康佳、长虹等一大批企业因此崛起，产值一度占全国电子工业比重高达56%。
然而，从2003年国内出现第一台液晶电视，到2008年液晶电视销量超过CRT彩电，短短6年，一场“液晶风暴”让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优势尽失。
CRT彩电全面崩溃，赛格日立、永新、安财等彩色显示管厂，相继倒闭。
1998年，为了改变被卡脖子的局面，上广电花了100亿，与日本NEC合资，引进五代生产线。
但除了出钱、出地、出工人，从技术到管理，都是日本人说了算，关键零部件、设备材料都被日企控制，上广电无法有效进行成本控制。
2009年，在榨干对方最后一滴油水后，NEC突然撤资，只给上广电留下一片片空厂房和绝望的工人。
同年，上广电被迫解体，创造了一个耻辱的记录。
只留下京东方孤军奋战。
转折点在2007年4月，市场终于好转，液晶面板价格开始反弹，京东方出货价迅速上涨30%，5月就扭亏为盈。
2007年，京东方实现净利润7亿元，还清了大部分债务。
从地狱到天堂，转变如此之快，京东方的高层们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了狗屎运。
当然不是。
2006年，深圳推出“聚龙计划”，想找一家液晶面板企业，与长虹、康佳、创维、TCL合作，共建一条生产线，原本接洽的是京东方。
意外也不意外，搅局者来了，来者是夏普。
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 2007年7月，深圳与夏普签订协议，将投资280亿元，建设国内第一条7.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。
好像所有日企都是一套剧本，仅一个月后，夏普居然食言而肥，直接撤摊子不干了。
而京东方这边，则主动调整战略，王东升选择了一条“进可攻、退可守”的路子，在成都建一条4.5代线。
“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领域做到最强，再伺机而动。”
没想到，此举却是歪打正着。
2007年，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，屏幕不似彩电，只要很小的一块。
在智能手机爆发的第一年，京东方的这条底世代线，巧合地成为一座大金矿。
2008年7月，通过增补设备，5代线月产能突破10万片，连三星都跑来采购京东方的TFT-LCD。
当时，经济危机再度席卷全球，液晶行业再度陷入衰退，夏普、LG、三星等巨头不得不放缓扩张脚步。
而手握金矿的王东升，终于迎来盼望已久的扩张机会，在逆势中大步跃进。
2009年，合肥市政府主动找到王东升，要建一条6代线。这时，夏普又来了，给出的价格比京东方还便宜45亿。
考虑到深圳的前车之鉴，合肥坚定选择了京东方。
当时有一种论调：日本企业从来没想过在中国建高世代线，他们出头搅局，就是给各地政府“画饼”，然后再找托词退出，好把中国进入高世代线的时间往后拖延几年。
一而再再而三，中国人也学聪明了。
2009年4月，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，耗资175亿。从这一刻起，中国液晶彩电第一次得到了本土供应源。
同年8月31日，京东方8.5代线在北京亦庄举行奠基一是，总投资280亿元。
这件大工程，在液晶行业掀起惊涛骇浪，日韩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封锁，也就在这一刻全然崩塌。
各路外资闻风而动，纷纷宣布在华建厂，全国各地掀起一阵争上高世代线的“液晶热”。
苦逼日子终于到了尽头。
然而，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道路，我们喜闻乐见，对那些先发者而言，是最大的威胁。
北京京东方8.5代生产线内景
04直向云天逞英豪
长期以来，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，中国企业一直被视为抄袭者，西方人普遍看不起中国的知识产权创造。
然而，如今已拥有超过2万人研发团队的京东方，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形象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得到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。
王东升说：“中国有合理机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。我们的技术可以改变世界。”
早在2010年，王东升提出了“王氏定律”，被称为显示行业的“生存定律”：
若保持价格不变，显示产品性能每36个月须提升一倍以上。
想要在液晶产业的牌局上继续玩儿下去，就必须重投入，通过技术驱动提升产品价值，用更新、更好的产品实现盈利。
但这实在不容易。
自从北京8.5代线建成，LG、三星等巨头一改多年的封锁态度，突然一副舔狗模样，要求来大陆开厂。
他们背后的目标很简单：不惜一切打压京东方，把中国大陆技术上升通道封死。
他们想继续主宰这个庞大的市场。
没想到，等2010年项目批下来，外资企业全鸽了，这是一套剧本演上瘾了？
为了进一步打压，日韩台组成价格联盟，把出货价格越压越低，处在扩张期的京东方，越卖越亏。
2010年，亏损20亿；2011年，亏损7亿；2012年，拿了国家26.2亿补贴，才盈利2.5亿……
好在，有国家做后台，王东升在血泊中，依然坚持扩张。
2004-2014年，京东方共投资1400亿元，建成了7条显示器生产线，在整个新中国工业史上还是首例。
幸运的是，这7条线不仅成功建成投产，而且产品良品率在后期基本能达到90%以上。
2013年，京东方的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五，迈入主流供应商之列。
与之相对的，这十年间，日韩液晶市场经过一系列骚操作，经历了一大波洗牌。
三星联合索尼，靠着韩国财阀撑腰，打得其他日本企业心神不宁，纷纷退出中国液晶市场。又接着之前价格战的事情，到欧盟告发TW企业，郭台铭一度因此被送进监狱。
紧接着再上调液晶面板价格，把索尼带进沟里，导致索尼电视因价格过贵滞销。
三星一跃成为行业老大。
然而，2013年，趁着敌方阵营内讧的间隙，京东方提交的专利数量，已经超过夏普、三星、LG。
属实惊了世人一把。
压力山大的三星集团，决定推出尚不成熟的OLED显示屏技术，降维打击，席卷市场。
然而，超出所有人预料，OLED所需的两个关键材料专利，居然都掌握在“后辈”京东方手里。韩国厂商折腾了大半年，才折腾出2台55吋电视，售价8万元。
这肯定是卖不出去的。
最关键的是，因为忙着开发新技术，三星原本的液晶业务，反而被耽误了，不得不找如日中天的京东方买液晶面板。
这也就导致，大量手机屏幕的市场份额，实际上被京东方攒在手里了。
同时，对韩国人心怀怨意的日本厂商，刚刚研发出4K技术，选择与京东方合作，使得韩国4K彩电无法自主生产，只能找京东方购买。
也是从这时起，京东方不仅打破了日韩对液晶面板的垄断，还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在我们记忆中，电视机在最近几年，好像变得越来越便宜了。
源头就在这。
到2017年，京东方的出货量超越三星，大尺寸显示面板占有率达到世界第一，并开始量产第六代柔性AMOLED屏。
于是，大量国产手机用脚投票，抛弃三星，采用京东方的屏幕。
带来的直接结果，就是国产手机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，性价比越来越高，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大，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。
也就没有中国今天世界第一的移动互联网规模。
这些，都离不开京东方的功劳。
回顾这一切，王东升让所有人看到的是一个梦想不断实现的过程。今天的京东方已经是显示领域的第一名。从一个跟跑者，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。
可以说，没有京东方，我们的手机、电视、电脑，都要比现在贵一倍以上。55寸电视价格不会从四年前1万降至了2000多元。小米的全面屏，华为的折叠屏，也不可能会这么快出现。
这就是京东方，以及所有像王东升一样坚持自主研发的中国企业家们，“不知死活”与国际巨头抗衡的真正意义。
05尾声
今年初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惊艳世人。
鸟巢体育场中，用了近3个小时，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为开端，用科技手段表现出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、“冰雪五环破冰而出”、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等一帧帧绝美画面，完美诠释了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。
而这些，恰恰是中国创新科技发展的一缕缩影。其中，8K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和巨型雪花型主火炬台，正是来自隐形的科技巨头，京东方。
这是一场绝美开幕式，写出中国人的浪漫，也是中国科技力量的无声体现。
走别人的路，让人无路可走，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制造，其实很贴切的。
很多行业，往往都是我们没有技术，只能高价买别人的。
京东方的崛起，代表了我们在面板行业从落后走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，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，是半导体行业的伟大逆袭。
但在其他更多领域，芯片、精密设备、生物制药等等，我们仍需追赶。
我们期待着，更多像京东方一样的企业，更多像王东升一样的企业家，站出来。
参考资料：
[1] 王东升: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力量，余之敏，华人时刊2019（04）
[2] 京东方的创新之路，乔红康，今日中国2016（04）
[3] 王东升 矢志不渝产业报国，公会博览2016（05）
[4] 使命改变未来——专访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，严学锋，董事会2015（10）
[5] “不死鸟”王东升，崔婷婷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（02）
[6] 王东升:面板也疯狂，当代经理人2009（12）
[7] 王东升:笃行公益的电网硬汉，司华宁，华北电业2016（01）
[8] “五问”京东方，蒋忻，经理人2022（09）
[9] 陈炎顺 面板龙头再续物联梦，刘哲铭，中国企业家2021（12）
[10]能力演化、制度供给与企业突破性创新，臧树伟，科学学研究2021（05）
